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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佩秋:教人看画,就是功德

青山白云,杂花生树,老干新姿,健碧缤纷…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,海上丹青大家陈佩秋的绘画无疑都是独树一帜的,从重彩工笔,到泼墨写意,乃至逸笔草草,都别具风韵,表现出她是一位独特性格的画家。熟悉陈佩秋的人都知道,她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,上世纪50年代后专攻花鸟,画风浓丽秀美,格调委婉含蓄。90年代开始她又着力探索细笔青绿山水,并大量吸收西画光、色的表现技巧,堪称别开生面,近一个甲子的艺术探索,耕耘收获,直至晚年,陈佩秋的青绿山水大多用彩墨写成,光华灿烂,大气天成,开创了彩墨结合的中国画新风。

  也正因此,在今天的上海画坛,92岁高龄的陈老成了独树一帜、硕果仅存的一代大师。身为上海书画院院长的她,无论是出现在展览会上,还是研讨会中,抑或在京昆名家演出的剧场里,一头银发,身姿干练,儒雅大气,快人快语,耄耋之年依旧不改其纯真、直率的本性。在前不久揭晓的“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”评奖中,陈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“终身成就奖”,喜讯传来,恰巧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在陈老家拜访,面对祝贺,老太太微微一笑:“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,没想到获得大奖。评委可能是看在我年岁那么大,还在书画领域里不停地探索、研究吧!我想,只要我的生命不息,我就会把书画事业做下去。我希望自己能再多做几年。”

  的确,虽然近年来陈老年事已高,可身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一点也没有减轻。不仅有着大量的书画创作任务,还招收了为数众多的学生,意欲将中国画文脉代代相传。就在前不久成功召开的APEC会议上,20个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,都收到东道主中国发来的一份请柬,而这份米黄缎面、云锦图案的请柬,正面以行楷体书写的“请柬”二字,就是出自陈老之手。还有整个会场中悬挂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式骨瓷宫灯,选用的也正是陈老的两幅作品,一幅是描绘在摇曳的竹叶中穿梭的小鸟;另一幅则是非常具有陈老典型风格的重彩青绿山水。那是92岁高龄的陈老,用了整整五天五夜时间潜心完成的精品佳作。

  如今,陈佩秋寓居西郊一所花木扶疏、清幽雅致的小区中,每天依旧笔耕不辍,尽管去年开始有点痛风,手腕关节疼痛,画画受了一点影响,但她依旧把大量的时间都投身在书法创作与古画鉴定之中,常常凌晨时分仍举着放大镜在宋元名家的画册上忘我地做着批注。人生至此,除了心爱的书画艺术,陈佩秋早已无欲无求,因此,她的生活饮食严格克制,茹素,打拳,写字,每天也雷打不动地吃上一些坚果,日子过得充实而满足。

  高花枝头晚始开,香在琼楼最顶层。大器晚成的陈佩秋以其对艺术的执著、坚持与不懈探索,迎来了人生一座座高峰的到来。

  临古求精

  《新民周刊》:尽管您已92岁高龄,但至今身随笔健,精力充沛,令人感佩。最近您动笔画画的时间多吗?

陈佩秋:说实话,很少。我天天在家里坐着,尽量谢绝一些社会活动,可是事情照样忙不过来。每天不断有客人来拜访,不少是来求我看画的。我有规矩,替人看画,一分钱也不收。而且好坏真伪,我都会一一告诉你,毫无保留。因此找我看画的人特别多。这也影响了画画的时间,很难静下心来。另外就是有点痛风,所以写字的时间相对多一点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是河南南阳人,青少年时期却是在昆明度过的。因此您对那里非常有感情,至今每年酷暑您还是会去昆明避暑、作画、会见亲友,是不是相对在那里能够拥有多一点的创作时间?

陈佩秋:前几年去时都是如此,现在也不行,朋友们都知道我会去昆明避暑,因此找我的人还是很多,没办法,呵呵。说起昆明,我小时候就在那里生活。那时候并不喜欢画画,我自小数理化成绩很好,因此志愿是学理工科。我的哥哥是钢铁专家,从前在中学的时候,我的数学比他好。但我的父亲比较封建,他说女孩学什么科技,学学经济,以后在银行做做会计就很好了。于是他就做主,给我改到西南联大经济系,但我不要读经济。

  那时候,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璧等不少画家都来昆明办画展。可以说,抗战时期的昆明,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。我经常去看画展,看得多了,就渐渐认识了他们,有一次黄君璧先生问我:“你那么喜欢绘画,为什么不来考国立艺专?”我想想有道理,于是就去重庆考国立艺专。那一年我22岁,一考果然被录取了,就这样开始了和绘画的缘分,一直到今天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据说您在求学时恰逢“新制”,三年就能毕业。可是您放弃了,主动要求再学几年。

陈佩秋:那时候,国立艺专可谓名家如云。当时潘天寿、郑午昌、黄宾虹等大师,都做过我的老师,让我受益匪浅。抗战胜利后,我随学校回到杭州,前前后后一共读了七年,本来我读三年就可以毕业,但郑午昌先生劝我:“三年太短,你还学不到什么东西。”我觉得有道理,就主动要求延长学期,于是在学校呆了七年,七年里面的重点我大都是临画、写生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我知道当时在临摹这件事上,不少老师、同学与您的观点不尽相同。他们对于您不断临摹古画尤其是宋画的这件事情并不理解。比如黄宾虹先生,他看您临摹赵幹的《江行初雪图》就很不以为然,认为这是“匠人画的画”。

陈佩秋:的确。我学画那时候,每天除了吃饭睡觉,就是临摹、写生。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趣。记得当时恩师郑午昌先生带来许多明清的印刷品和照片让我临摹。清六家、明四家,能找到图册的我都临。山水我是由下往上临,从清、明、元一直上溯两宋,几乎每个朝代都临过。花鸟则是由上往下,主要是宋人,因为那是高峰,元代的也临了一些,明清的就衰落了,很少临摹。这七年里,我前后大概共临摹了近百幅作品。当时高年级班的同学都创作两三年了,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嘲笑我,这个人没本事,高年级了仍是整天临画。但我不以为意,我又不要急着自己做什么创作,我觉得哪些东西挺好的,就去临,一直临了很多年。毕业后到上海,到了文管会以后,包括后来进上海画院后还在临,基本是一看见好东西就要临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翻看您的画册,早年大量的临古作品,体现了您在艺术上的孜孜不倦,精益求精。当时的印刷条件并不好,可是您的临摹却一丝不苟,几能乱真,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。

陈佩秋:这幅就是临摹赵幹的《江行初雪》,是我第三次临了。第一次我临的全卷,1946年学校从重庆搬到杭州,我在图书馆里看见的,铜版印刷很小一幅,不知道具体尺寸,就给它放大,用的四川皮纸。第二次是50年代初期,我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印的珂罗版,比铜版的大,我就照原来大小临了一本,用的日本的绢。我在临这卷时,谢稚柳说他曾见过原作,是有颜色的,现在看来他当时恐怕没见过,是大千先生看见的。但老头子那时说画上有颜色,还有白粉点的雪。我就照他说的画了。那时候这卷东西给徐伯清看到,他要临,就借给他了。我上面没写款。后来问他,说“文革”中抄家抄掉了。现在这卷画加了个谢稚柳的款,去年拍卖行拿来叫我加款我不加,前面还多了王季迁题的字。这幅是第三次临,大约在1960年前后,是临的一个局部。

  还有这幅《山稠隘石泉》,也是临的宋画,也画了两次,一个册页,一个手卷,钱瘦铁先生曾借去临过。我当时是买的宋人手卷的玻璃底片,分两段,后面一段还有芦花、大雁、远山,但我没临。可能那时买的玻璃底片不全,所以我就临了一个局部,但我觉得这个局部好。钱先生也觉得这个画法很特别,淡淡的没骨法,再加一点点皴笔。我第二次临就画全了,还加了颜色。另外,钱瘦铁先生还有一幅宋代李嵩的《花篮图》,有款的。我看到就借到家里临摹了一幅。后来张葱玉先生在我家看到了,觉得很好,立马就替北京故宫博物院买下了,100块钱。

写生创新

  《新民周刊》:建国后,您从国立艺专毕业,与谢稚柳先生一起定居上海,谢先生进博物馆工作,您先是在上海市文管会工作,5年后又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,与程十发刘旦宅等人一起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批画家,也足见画坛对您艺术的肯定。

陈佩秋:讲到画院成立,那个波折可大了。一解放,全国只有两个画院是公立的,上海有画院,北京有画院,全中国只有这两个城市有职业画家。建国后有了画院,所有的画师都养起来的,成立一年的时候,规划不得了,要弄多少亩地,还要养鸳鸯,养水鸟,画室又有什么东西……结果后来就反右了,马上被批评,现在是什么时代?现在是社会主义时代,你还要走封建道路?你们要去搞旧社会的象牙塔?最后国务院说两个画院给地方管,所有的待遇撤销,画师无论年纪、资历,一律就只拿车马费,等于给你生活费,发80块钱。50年代我主要就是靠画工笔花鸟年画的稿费。画年画要符合老百姓的审美情趣,画得满满的,色彩夸张,喜气洋洋,印好几万张,全国发行。光版税就有五六百元,在当时算相当不错的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曾经轰动一时的“檀香扇事件”您也参与的吧?

陈佩秋:哎呦,画檀香扇那是苦得不得了。那时公有制了,画家没有卖画了,没办法,你要吃饭就要画。当时画一把没多少钱,可一旦画坏了还要赔一把。江寒汀、钱瘦铁等老画家都画。后来大鸣大放的时候,画家就提意见,就为了这个事情,好几个人被打成右派。吴湖帆的学生张守成就是最典型的一个,因为他讲了句玩笑话:“画画锡箔钱,赔赔棺材钱。画得多累死,画得少饿死”。发了牢骚,于是就打成右派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与谢老当时的境遇并不好,特别是谢老,据说还受到了一些打击。

陈佩秋:老头一开始就在文管会得罪了管人事的一个老太婆,是个山东人。当时没人敢得罪她,谢稚柳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,和她拍了台子。后来这个人就搞了“打老虎”运动,其实文管会里根本没有贪污犯的,哪里来“大老虎”?莫名其妙最后说“大老虎”是谢稚柳。其实当时买画是要好多人一起决定的。但她存心要抓小辫子。说谢稚柳以赝品充好画,卖给国家。那时候市面上石涛八大的画少,但老头有,文管会的主任委员就对老头说:“大家一样买,就卖给我们吧。”于是就拿去了,便宜得很,一百几十块钱一张,两张三百来块。后来就说这两幅是假画。这怎么说得清呢?最后退赔。那幅八大的画实在好,原来是张大千的旧藏,退赔一百五十块钱,唐云看中了,钱就由唐云赔出来,画就给了他。

  当时老头子被关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,天天帮那些古画写签条、做卡片。后来陈毅市长来了,了解了情况之后说这样不可以的,这才救了老头。你想想,老头吃过这个苦头,大鸣大放时候当然就会说了。还是徐平羽好,保了老头过关,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,吴湖帆、言慧珠都是他保下的,才没有戴右派帽子。其实他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我们就是好朋友,他喜欢画,我们也给他画了不少画。他有一次去杭州看黄宾虹,就纳闷,说:“黄老是白内障,看不清才画那么黑,他又不是存心要那么黑。现在怎么搞的,反而觉得画得黑就是好的了?”哈哈哈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1956年,您以一幅工笔画《天目山杜鹃》参加上海青年美展,获得一等奖,后来此画又参加全国青年美展,荣获了二等奖,声誉鹊起。这幅作品是专门为美展而创作的么?

陈佩秋:不是,就是写生的嘛。那幅是我去天目山写生得来的稿子。画的是山杜鹃,加了个鸟。山杜鹃是大叶子,花也大,和我们家里看到的不一样。我觉得很特别,就画了写生,回来创作了这幅画。以前我在学校里一直画山水,进了画院,江寒汀先生对我说,上海喜欢花鸟的人多,你看,任伯年、吴昌硕都是画花鸟的,所以你还是到花鸟组好,还可以经常出去写生。我就听了江先生的话。那一阵子我常和叶露渊、江寒汀一起到苗圃,也就是现在的植物园去写生。我一个人去的时候也很多,特别是春天去看兰花,画了很多写生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的确,除了临摹,写生同样是您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。在您一个甲子的创作历程中,光写生簿就有积累了好几十本,分门别类,品种齐全,从一朵花、一片叶,到禽鸟、鱼虫,山水的四时变换,无不一一入您笔端。直至今日,您在作画时,仍然会翻看当年的写生稿以寻找灵感吗?

陈佩秋:是的。所谓的写生,就是谢赫“六法”里说的“应物象形”。西方就是叫基本练习,也叫写生。我们的“应物象形”最好了,四个字包含很多意思。宋画最好的山水画、花鸟画,都是写生的,所以我临画的时候,我同时也写生。以前在学校里,我在西湖边上写生,画攀藤蔷薇,花爬在那个墙上一直可以爬到屋顶那么长的,我就弄三卷纸,就是卷起来,从下面画起来,慢慢画到高处,这个方法很笨的。后来到了画院,外出写生怎么带毛笔呢,我就拿一支毛笔,上面切掉,装在一个铁皮香烟盒子里,我有两管眼药水瓶子,塑料的,我就一管子吸墨,一管子吸水,弄了两个瓶盖做小碟子,一个是稍大的,画时挤一点水在上面,写生时舔笔用;一个是小的,画时挤一点墨供写生时用,正好装一个香烟盒。

  早年在学校学画,总是临摹古人的东西,为的是认识一些规范的、优秀的传统。短短的几年,我只能学些粗浅的绘画理论、造型基础知识,谈不上创作成绩。毕业后的漫长岁月,不受时间和课程的限制,便慢慢地学。日积月累,就能默写和分别一些熟悉的花鸟,以及它们的形态、结构和颜色。由于记忆的有限,记不清时,反复翻阅写生稿本,它帮我记下了自己要记的东西,并提醒自己可以更换不同的题材。

  反观现在一些画家,过于依赖现代设备,喜欢用照相机和手机先把景物拍下来,看什么都匆匆忙忙。对画家而言,深入生活如果仅仅是浮光掠影,那是远远不够的,一定要对实景写生。身边的一草一木,皆可入画,只要你有这个心思和毅力。

大器晚成

  《新民周刊》:就在您对于绘画艺术走向精进纯熟时,“文革”的到来耽误了您整整十年。

陈佩秋:“文革”开始,红卫兵抄了我们家所有的画,老头和我收藏的,包括我们自己的画,甚至砚台、笔、墨,都被抄走,整整抄了两次,文管会一次,画院一次。甚至连我们家的呢子衣服也抄走。“文革”结束,被抄走的我和老头的画总共130多幅,都卖给了朵云轩,给了我们一万三千块钱。后来这批画都卖到香港去了,回归那年还开了展览出了画册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重新拿起画笔是在何时?

陈佩秋:重新拿起画笔大概是1971年的时候,画院又开始叫我们去写生了,因为尼克松要来了,周总理关照,宾馆要布置画。我们就到新安江去写生,回来就到锦江饭店去画布置画。我记得那时和周炼霞一个房间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提起为宾馆画布置画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您与谢老一起进京,为北京各大宾馆、使馆等画了一大批精到的作品。这在当时看来是极高的礼遇。

陈佩秋:画布置画是从1977年一直到1983年。一开始北京美协请我们去北京饭店画布置画。我告诉你,别看这是很有名的饭店,但当时我们的日子并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好,条件还是很艰苦的。想想那时候和现在不好比。虽然条件不好,但是接待的规格很高,当时的副总理习仲勋常常携夫人来看我们,还有谷牧等等。我们第一年在北京,有一次有关方面问我们,上海山水画家哪个最好,我和老头就说,画山水最好的就是陆俨少先生。第二年我们去外交部画画时,就有陆先生了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当时除了北京饭店,还去哪里作画了?

陈佩秋:后来是外交部邀请我们的,去为钓鱼台国宾馆,还有各大使领馆画画。钓鱼台是国宾馆,招待得还不错。记得最后一次去是进中南海画画,为紫光阁和武英殿画布置画。紫光阁是小平同志接待外宾的地方,要最好的布置。所以我们画得很认真。当时北京中央美院的几位画家也调来画,何海霞、俞致贞等等,我们那时是画大屏风,春夏秋冬,我和老头子画春天那幅。那时候都是画花鸟居多,记得程十发也画,一幅金丝竹,很大的,印象很深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改革开放,不仅使您的生活得到改善,也获得了多次外出交流访问的机会,大开眼界。旅居美国的那几年,您大量研究西方绘画,特别是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特色,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借鉴,丰富了中国画的用色技法,也使得您的画风为之一变。

陈佩秋:50年代以来,我主要是画鸟。在自然博物馆画花鸟标本,在苗圃公园画真花,并饲养过不少真鸟,还临摹了不少前人花鸟画范本。90年代前后,我侧重学画山水,并多用方构图,不拘泥只用勾皴和点法。从浅着色慢慢学画重彩,我开始学的重彩是传统大青绿。传统的金碧重彩法,其方法几乎都是勾皴后填色,或是填色后勾皴的,并且多以青色、绿色为主,赭、墨、朱、白次之。这时,我学的便是这种画法。

  由于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,我见到大自然山中两旁的花树,色繁如锦,这些令人注目动心的色彩,我渴望把它们收入画中;也是一次不期而遇的机缘,让我学习和认识到大自然不是只有青山绿水,也有白山黑水。专用青绿主色来表现山水的典型,这是历史上的代表作家创造和概括大自然的一种形式;而我眼前见到的山,它的高耸和突出的部分,几乎近于白色,而水被云层遮住了光照,也几乎近于黑色。这些大自然的色彩,四时变化无穷,是难学难记的。还是我前面提到的,高难度复杂的技法,一时之间学它不成,只能慢慢地学。

  改革开放以前,看到的东西少,所以那时作品的面貌还是比较旧的,水平也一般。后来看得多了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,看到了许多国内外的画展,眼界大开,渐渐地对传统的优劣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与选择,从西方的绘画色彩中也得益很多。比如印象派的色彩,中国到了唐以后,主要就是水墨,有时候淡淡地加一点彩,叫浅绛。但西方的印象派用的颜色是非常好,变化多。我住在美国那几年,因为洛杉矶气候好,一年四季都是花。火山带的土是最肥的,不要自己再浇肥料,长的果子也好,花也好。春天,马路两边的那一排花树太漂亮了。西方的油画是看到这些东西,颜色变化多。我也喜欢色彩,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用颜色了,学着用,慢慢地来,一下子也画不好的。多用心一点嘛,慢慢学。直至今日,我还努力在学,去吸取其中的养分。学西方的东西,我目前还是一个小学生。

  《新民周刊》:您怎样评价自己的笔墨人生?

陈佩秋:我这一生既然选择了学画,并把它作为职业,这便是长时期的事。前人说“学无止境”。到老来,我更体会到这是经典之言。

重视鉴定

  《新民周刊》:近年来,您在书画创作之余,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书画鉴定之中,不仅对多年来约定俗成的“名画”提出质疑,还亲自牵头成立了截玉轩古书画研究社,致力于古画鉴定人才的培养。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件繁琐而并不讨好的工作?

陈佩秋:不瞒你说,不仅不讨好,而且还费时费力费钱。但我觉得,这事情一定要做。

  现在我们国家的鉴定落后是最大的问题,上世纪50年代美术学院里没有绘画史系的。现在是学理论的不晓得作画的方法,这是另外一种知识。我们自己画画的人再去搞鉴定是搞得非常清楚,他们没有办法弄清楚。因为看一幅画,最根本的就是要看画、要看笔法,光看绢底、材料、印章等没法完全确定,许多技术鉴定只是辅助。在书画鉴定中,感性认识很重要。我由临画而熟悉了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习惯,以及墨色、款识、著录,甚至绢的织造方式以及时间空间对它的影响等等。谢稚柳当初搞鉴定,最早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当“鉴定家”,而是为了画好画。因此他刻苦研究古人是“怎么画”的。结果,通过对古人“怎么画”的研究,一方面将古人的经验成功地借鉴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,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于古人作品真伪鉴定的眼力。所以,我认为,搞鉴定的人要懂得笔墨,会画几笔,就有感性认识。不懂绘画,不熟悉画家的风格和用笔特点,有时就会上当受骗。

  特别是到了今天,书画成为一种商品,于是真伪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我们出了《宋画全集》,连国外收藏的很多一起印出来,清楚极了,但很多幅也弄不清楚真伪。谢稚柳他们那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小组工作了8年,结束后出了一大摞书,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谈,伪的多还是真的多?真在什么地方?伪在什么地方?都不谈的。

  我觉得,现在就应该是每个博物馆里的人合起来,把《宋画全集》真伪的问题统统搞清楚。我说现在是搞鉴定工作条件最好的时候,用不着到库房里调原件看,现在印刷、照相技术高明,科技条件好,它印出来的版本很清晰,局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,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当年我和老头卖画的钱,就都拿去买了二玄社的高清复制品,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,局部细节,堆满了我整整一个房间。这些都是要下功夫的。

  人生一世,要做一点功德。我教人看画,这就是功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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